进入战国时代之初，中原一带依旧是繁华的所在。宋国的商丘城南方，有一座名为逢泽的小城，这里湖泊交错，水草丰茂，飞禽在芦苇间掠过，野兽穿行其间，堪称鱼米之乡。当时此地隶属宋国。公元前343年的夏天，十三个诸侯国的国君曾齐聚于此，会同朝见周天子。这场会盟的首倡者乃是魏国的魏惠王，他渴望借此机会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。然则场面并未算得宏大，参与者多为周边的中小诸侯。商鞅曾直言提醒魏惠王：大王所能召集的十二诸侯，若不是宋、卫这样的小国，便是邹、鲁、陈、蔡之流，可见魏国虽有雄心，但能呼应的力量有限。
若把时间往前推约三十年，在距离商丘四百余公里的齐国临淄城，齐国发生了一场震动天下的宫廷政变。田午弑兄田剡，自立为君，这便是齐桓公。此事不仅改写了齐国的王位传承，更打破了当时诸侯间的力量平衡。魏、赵等强国趁势兴兵，弱小的卫、鲁等国也伺机侵掠，齐国的基业一度岌岌可危。此后二十余年，齐国与魏国之间爆发了数次大规模战争。齐桓公慧眼识人，倚重出自鬼谷子的弟子孙膑，在桂陵之战中齐军大破魏武卒，扭转了齐国长久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，为齐国再次争雄奠定了基础。
展开剩余60%魏惠王对此心知肚明，他深受“霸业不过三代”之说的困扰。尽管魏国在争霸中败于齐国，但根基尚未彻底动摇。于是，他一方面整顿军备，继续扩充魏武卒；另一方面致力于经济与交通的建设。他下令修整道路，开凿运河，治理灌溉，使淮河、颍水与黄河逐渐形成水系相通的格局。其中一条通往颍水的运河正经过逢泽，这条水道不仅便利了物资流通，更联通了魏、齐、宋、鲁等国。魏国在运河沿岸布置重兵，并借助附庸国的力量，逐渐将势力向东方推进，逢泽因而成为战略要地。
逢泽城的重要性，不仅体现在地理与军事上，更表现在经济发展上。魏惠王推行“废逢忌之薮以赐民”的政策，将本由国家掌控的湖泽资源，分配给普通百姓开垦利用。这样既使百姓得以生存繁衍，也在无形中增强了魏国在这一带的影响力。虽说逢泽名义上属于宋国，但其经济繁荣与人口聚集，皆是魏国运河工程的成果。魏惠王选中这里作为会盟之地，并请周天子亲临，其潜台词不言自明：即便魏国在战场上不敌齐国，但魏国才是真正的中原霸主，运河所连诸侯仍应以魏国为中心，与齐、楚对抗。
因此，逢泽会盟不过是魏惠王野心的起点。他不仅要在此聚合诸侯，还计划带着周天子与群臣泛舟运河，直至当年周武王曾召集八百诸侯的孟津，以昭示魏国的恢宏气魄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早在魏惠王登基前数年，齐国人便曾对逢泽周边的小国征收贡物，如同收取保护费。如今魏惠王选择在此地设会，目的昭然若揭。他不仅要彰显魏国的实力，更要借宋国的地盘消耗他国财力。毕竟春秋战国的惯例是，会盟一应事务多由所在地的诸侯承担。这一层算盘，充分显示了魏惠王深沉的谋略与精于算计的性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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